3月26日清晨，“喜憨儿”种新来独自躲在员工宿舍，用手机接通姑姑拨来的视频电话。视频的那一端，亲人们正为他刚过世的爷爷送殡；视频的这一端，他盯着手机屏幕，送爷爷最后一程，由于患脑瘫，他常年斜嘴，脸部肌肉时刻出现不自制的抽搐。两年多前，他也是这么独自一个人，从甘肃老家坐50多个小时火车来到位于广东深圳的喜憨儿洗车中心，当了一名洗车工。每个月工资元，扣除五险一金，到手元；他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里。在喜憨儿洗车中心，种新来还有15个和他一样有心智障碍的伙伴们。他们分别罹患自闭症、唐氏综合症、智力障碍、脑瘫等疾病，年龄在20岁至47岁之间。真实年龄随着时间流逝而增长，他们的心智则停留在七八岁左右，始终是群孩子。▲喜憨儿洗车中心部分员工合影。“喜憨儿”是对心智障碍者的另一种称谓。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曹军，是一名15岁“喜憨儿”的父亲，他对此解释，之所以给予他们这样喜气的称谓，是因为这些孩子终其一生都“非常喜悦，非常单纯”。绝大多数“喜憨儿”无法正常生活、工作，曹军创办喜憨儿洗车中心，是为了“帮助这群边缘人融入社会”。对心智障碍者而言，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着实不易。爷爷去世后，种新来想回家奔丧，但家人希望他留在洗车行好好工作。种新来走路困难、四肢不协调，说话时语速极慢、含混不清，脑瘫剥夺了他应有的正常智力，但他却很清楚自己的梦想：“要努力工作，赚到很多钱养家。”他住在洗车行提供的宿舍里，每年只春节期间回家一次。洗车行里的“喜憨儿”们，都有着和种新来类似的想法。这些境遇相同的伙伴们聚在一起，他们享受这份工作，小心翼翼地与这个社会握手。▲“喜憨儿”们认真工作中。“重新来”他擦门板必须擦满5遍种新来，来自甘肃农村，24岁，自幼患脑瘫。父亲心怀愧疚，为他取了这个名字，期望他的人生能够“重新来”。这些天，种新来躲在宿舍里，想念刚过世的爷爷。其他伙伴们知道种新来心情不好，但又不知如何安慰，他们私下里互相告知：“我们不要去惹他，让他自己安静一会儿。”如果不是家逢丧事，每天清晨七点，种新来就会打开店门。来喜憨儿洗车中心这两年，他一直是每天上班到得最早的那一个，规定上午八点半上班，他习惯早早做完准备工作，等着老板和其他伙伴的到来，“没有人教他这么做。”曹军说，种新来不会偷懒，门板规定擦五遍，他会默默地数，哪怕擦三遍之后看上去干净了，也不会停下，直到擦满五遍为止。种新来说话缓慢、囫囵，有时候他也负责收银工作。有些顾客出于对残疾人的同情，会故意给较大面额的钱，并告知种新来“不要找钱了”，他很固执，拉着顾客不让走，一边含混不清地说着“要找，一定要找”，一边使劲往顾客手里塞找零的钱。▲曹军对“喜憨儿”进行职业能力测评。种新来是在年来到喜憨儿洗车中心的，这是全国第一家专门为心智障碍者就业创建的洗车行。种新来在网上看到了这家洗车行的媒体报道，跟母亲说，“妈妈我能做这个事情。”他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这里，曹军留下了他，对他进行就业培训，再上岗。在洗车行里，种新来的人生开始“重新来”。不完全数据显示，在中国，心智障碍者至少有万。曹军说，绝大多数“喜憨儿”难以适应社会，即使从特殊学校毕业，也无法正常生活、工作；由于智力方面的缺陷，某些时候、某些场合，他们会被一些人冠以“智障”、“傻瓜”等刺痛性的称谓。在曹军看来，心智障碍者其实非常喜悦、非常单纯，社会应该使用“喜憨儿”这个温和、有爱的词汇来称呼他们。为了帮助这群“边缘人”融入社会，年8月，曹军联合数名“喜憨儿”的家长，创办了这家洗车行。除雇用两名特教老师和两名洗车师傅外，喜憨儿洗车中心其余的员工均为“喜憨儿”。近三年下来，这样的“特殊”员工有了16名。▲曹军，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一名15岁“喜憨儿”的父亲。如果没有这样合适的工作机会，绝大多数成年后的“喜憨儿”要么被关在家里，要么在街上游荡。在甘肃老家，种新来除了帮助父母做些简单的农活，成天无事可干。而在喜憨儿洗车中心，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收入。自闭症、唐氏综合症、智力障碍、脑瘫……16个同样境遇的人组成了一个“喜憨儿之家”。种新来喜欢这份工作，喜欢和伙伴们待在一起；李嘉师是他最喜欢的伙伴之一，他们一起工作、学习、玩耍，也有过孩子般的争吵。23岁的李嘉师曾在一家餐厅上班，负责传菜，老板嫌他干得不好，一年不到便辞退了他。他总想着减肥，因为他的哥哥跟他说“太胖了就不会有女朋友”。有一段时间，种新来喊他吃午饭，他总是拒绝；为此，两人“互相生了整整两天两夜的闷气”。▲中午，“喜憨儿”们聚在一起吃午饭。“后来就和好了呀。”李嘉师记得，种新来对他讲，如果不吃饭，就会病倒、饿死，“他说他看到我吃饭，就会很开心。我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为我着想，就不生他的气了。”“多做事”专业训练后才能合作洗车临近中午，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。洗车行的音箱开始播放音乐，是崔健的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。▲李纪政一上午擦了十多辆车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就着水桶里的水洗脸。一上午，李纪政洗了十多部车，他显得很开心，手舞足蹈，也跟着音乐扯开嗓子吼了起来。在洗车行里，他自封“舞王”，一到休息时间，便开始陶醉在自己的节奏中。“我会跳千手观音和兔子舞，跟着电视学，我都会了。”《小苹果》是李纪政最爱听的歌。▲李纪政自封为“舞王”，工作之余，常常陶醉在自己的舞蹈世界。16名“喜憨儿”当中，李纪政是工作能力最强的员工之一，负责冲水、喷泡沫、擦车、检查、打蜡等环节。若不是他眼距略宽、口齿有些含糊，人们很难发现他是一名唐氏综合症患者。见顾客来了，李纪政会礼貌地上前打招呼，接过车钥匙放在指定的木盒子里，然后迅速开始工作流程。在健全人看来几乎没什么难度的洗车，“喜憨儿”要经过专业洗车师傅的“手把手”训练，并通过几个人相互合作才能完成。但在曹军看来，如果只看最终清洗的结果，“常人能做到的，‘喜憨儿’同样能够做到。”曹军说，相较于其他残障类别，“喜憨儿”的劣势主要表现在思考能力的欠缺，而四肢运动能力健全，能听、能看、能跑、能跳，这是他们的优势，“因此，可以从大运动方向寻找适合他们的工作，而精细运动是靠脑力来支配，要尽量避免。”在开洗车行之前，曹军做过不少调研工作。他发现，社会上有一些针对“喜憨儿”的不正确的工作项目，譬如说穿珠子、叠纸袋之类的工作，要求精细，事实上违背了“喜憨儿”的优劣势分析结果。“找到‘喜憨儿’适合的，找到社会能接受的，找到市场需要的。”在曹军看来，洗车的工作，恰恰符合这些要求，“通过相互合作，‘喜憨儿’能够把一辆车擦干净，即使某些地方没擦干净，我相信顾客还是能理解和包涵的。来洗车的顾客要求其实不高，无非是洗车时间不要过长，干净程度不要打折，价格和市场相当。”▲曹军将“喜憨儿”们进行分组，每组5至6人，轻度、中度和重度心智障碍者互相搭配。在洗车行里，曹军将“喜憨儿”们进行分组，每组5至6人，轻度、中度和重度心智障碍者互相搭配。“这是考虑到中国万心智障者群体的比例构成问题，所以在选择时不能择优。我们的初衷是，要让能力最差的孩子们也能工作，可能只是洗轮胎、倒垃圾，只要能够参与进来，我们都不让他掉队。”曹军说。曹军和专业洗车师傅把洗车工作细分为十余个作业环节，包括接车、检查车辆情况、冲水、喷泡沫、擦车身、擦干水、吸尘、擦玻璃、擦门板、刷轮胎、吸尘、给轮胎上光等环节。分配工作时，冲水、打泡沫等比较精细的工作会给轻度的“喜憨儿”多分配点，中度的少分配一点，给重度的孩子可能只分配一个工作，比如说吸尘、擦玻璃。23岁的陈星佑智力障碍比较严重，阅读能力不错的他动作却不太协调，他的任务是擦轮胎，有时候他会“东擦西擦”，擦不大干净，曹军会在每天的员工会议上指出他的问题，告诉他“轮胎的每一个窟窿，要一点一点擦干净”；李嘉师总是吐槽自己名字里的“嘉”字太难写，他个子高，最喜欢给车子冲水，他觉得冲水、喷泡沫“特别好玩”；周灰有自闭症，但他细心又耐心，通常负责擦车工作。附近特殊教育学校的“喜憨儿”们有时会过来实习。3月26日，是高一学生冯世谦第一天正式实习，他17岁，喜欢名车，尤其喜欢敞篷车，主动向学校要求来洗车行实习。冯世谦想表现得积极一点，但总管不住自己，他原本打算凌晨四点钟起床、七点钟过来上班，“多干一点活，给老板留一个好印象。”但四点醒来后，冯世谦刷完牙、喝完牛奶，玩了会儿手机感觉有些困，又一觉睡到了七点钟。第一天实习，他感到挺新奇，不断向其他的伙伴们问东问西。专心擦车的李嘉师嫌他烦了，高声地连喊三遍：“多做事，少点说话！”“曹老板”将来不在了，孩子去哪里？洗车行里每名“喜憨儿”的工资均是每月元，扣除五险一金后，到手元。“每名孩子的工作量、工作内容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，但这些孩子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，‘喜憨儿’不会偷懒，因此大家的工资待遇也是一样的。”曹军说，这些孩子们不会因此感到不满意，相反，他们会从这种相互帮忙的群体作业中感到一种很简单的快乐。元，是深圳市规定的每月最低工作标准。曹军对此显得有些不安，他也想给“喜憨儿”们多发些工资，想给他们发奖金、发福利，但洗车行得维持正常的运转，“实在没有办法。”▲“喜憨儿”在曹军指导下洗车。经营一家雇用心智障碍员工的公司，成本比其他公司要高得多。曹军说：“普通洗车行不用雇佣这么多人，一两个人就可以擦完一部车，我们需要至少5个孩子洗一部车，还要配备两个师傅，两个特教老师”。曹军不去算这笔账。每月月初，他会捧着装工资的信封，一个个交到“喜憨儿”的手上。多数“喜憨儿”对拿到手上的数额并没有概念，但工作并获得报酬的满足感并不比常人少。每个月的1日，总有几个“喜憨儿”按捺不住溜达到曹军的办公室：“曹老板，咱们什么时候发工资？”“喜憨儿”们很喜欢曹老板，李嘉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要努力工作，不能让曹老板失望。”李纪政写过一篇日记：“年4月24日，天气晴，星期日，曹老板带我们去看电影、逛公园，我买了好多吃的，有雪碧和饼干分给大家吃，用我自己的工资买的……”曹军是一名15岁“喜憨儿”的父亲。他说，作为一个父亲，“我希望我的孩子不仅仅依靠别人的同情和关爱在这个社会上生存，即使是‘喜憨儿’，也不要完全成为社会的负担，应该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。”他希望通过解决“喜憨儿”就业这个问题，去证明这个群体的自身价值，洗车行是他迈出的第一步。曹军一直在想：“将来我不在了，我的孩子去哪里？”开办洗车行解决就业的同时，他最终的目标是要创建一个喜憨儿托养中心，“当他们有能力工作的时候，让他们参与到洗车这类工作中，当他们年龄大了、能力不足的时候，还可以让他们住进托养中心养老，老有所居，老有所依，这个人生就这么圆满了。”▲“喜憨儿”们的作业本。“喜憨儿”们也上课，“晴耕雨读”。曹军专门雇用了两名特教老师，负责后勤培训和给“喜憨儿”上课，上课内容包括社会适应能力、文化课、精细运动、康复训练和体能训练等。平日里他们洗车，逢到雨天没有顾客上门时，他们学习写字、英语、下棋等。▲逢到雨天没有顾客上门时，“喜憨儿”们在屋里子学习写字、英语、下棋等。受访者供图与洗车房相邻的一间板房，是“喜憨儿之家”。板房墙上挂着飞镖和篮球架，房内还有自行车及跑步机，书架上放满了少儿读物。在墙上，还贴着一张“课表”，课程包括阅读、理解、认知、书写、益智辅导、运动等。李纪政学会了几句英语对话“Goodmorning”、“Goodafternoon”，兴奋地在学习本上反复誊抄，稚嫩的笔迹写满了整整三页纸。▲逢到雨天没有顾客上门时，“喜憨儿”们在屋里子学习写字、英语、下棋等。受访者供图冯世谦的愿望，是接曹老板的班，“等曹老板退休了，我来当老板，把更多的喜憨儿叫到一起来工作。”结束第一天的实习之后，他舒了口气：“今天一点也不累，只是手脏了而已。”“快长大”他们也期待娶妻生子那一天为了让“喜憨儿”有工作意识和状态，曹军要求他们来上班一定要保持个人卫生，要剪指甲、保持衣服的清洁，每隔二十天左右，曹军会亲自为他们挨个儿理发。也有明确的规章制度，尤其不能迟到、得听师傅的指导，“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孩子，如果犯了错误，就得进行批评教育，严重的还得进行停工。”▲每隔二十天左右，曹军会亲自为“喜憨儿”们挨个理发。李嘉师很害怕停工，他会觉得，“洗车行是不是不要我在这干了？”一次，因为工作中出了一点小差错被师傅批评，李嘉师便闹情绪不来上班了，曹军让他停工两周调整情绪。他说，之前在一家餐厅打工，他在端盘子时把汤洒到了客人身上，“我不是故意的，但他们还是把我开除了。”他甚至害怕每月的轮休。刚来洗车行工作时，李嘉师还没有“假期”的概念，放假的时候总给曹军打电话，反复问“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，你们不要我了？”如今，“喜憨儿”们已渐渐适应了工作。前来洗车的顾客也随着他们的成长而“成长”。曹军说，洗车行创办的早期，来洗车的顾客大多是出于怜悯。有的顾客他记得很清楚，“一边看‘喜憨儿’洗车，一边抑制不住流泪。”曹军认为，喜憨儿的努力打动了顾客，这是很自然的，“但是我们不绑架别人的爱心和道德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，他们认可‘喜憨儿’的工作做得足够优秀，不是因为同情才来洗车。”近年来，这种“怜悯”有了些许变化。曹军说，越来越多的顾客不再把“喜憨儿”当成特殊人群来看待，愿意“讨价还价”，而不是说“不用找钱了”，看到没有擦干净的地方，也会主动提出来，“这就是对‘喜憨儿’最大的尊重。”▲开业近三年，洗车行的洗车数量已达3万余辆。如今，曹军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全国多个城市次第开花。李嘉师也希望洗车行一直开下去，他想在这里一直干下去，干到“每年的过年”，因为“老板对我好，也想跟小伙伴们在一起”。他又反复强调：“过年的时候我就不干了，因为过年我要回老家相亲，找女朋友。”李嘉师的梦想，是赶紧赚钱、买房买车，然后努力减肥、找个女朋友，带女朋友去看电影，“也要带女朋友去找工作，她要养我一辈子，我也要养她一辈子。”23岁的李纪政，也很清晰地描绘他的梦想：“我要努力工作，快快长大，照顾我妈妈，还有爸爸，还有哥哥，还有嫂子呢！赚到钱以后我再去娶媳妇，生一个女儿，然后帮她交学费、帮她交生活费，送她上学。”红星新闻实习记者丨王剑强发自深圳（图片来源红星新闻，除署名外）编辑丨冯玲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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